——兼及新诗史料的若干问题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当代新诗已走过了六十余年的历程。六十余年的历史显然为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同时，也使其资料搜集与整理成为一个难题。本文仅从笔者参与的实际工作，即“20世纪中国诗歌史研究资料选辑·当代卷”及其经验所得，探究当代新诗研究资料搜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实践性问题，从而以现状考察的方式，兼及新诗史料的研究与新诗史的写作课题。
一、“当代”“新诗研究资料”的基本范畴
当代新诗研究资料之“当代”究竟应当做怎样的理解？这个乍一看来本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在实际操作时却需要进行多方的考虑。一般来说，中国当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新诗史意义上的“当代”都会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算起。“当代”确切的起始时间使当代新诗研究资料的搜集应当面对的是1949年10月1日之后的相关对象，但实际情况则是在1949年之后的各类新诗研究（主要包括研究性论文、研究专著等）中，以现代诗歌史上的作家、作品、现象等为研究对象的著述占有很大的比例。除此之外，以古典诗歌和外国诗歌的部分内容为选题的，或是探究其与新诗的关系，或是发表在当代文学特别是当代诗歌类刊物（如《诗刊》）上的评介类论文也占一定的比重。在上述客观前提下，当代新诗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自然还包含着一个甄别、选择的过程。在笔者看来，首先，当代视野内关于新诗及其相关内容的研究都可以作为资料进行搜集，这是因为当代视野内的研究充分反映了当代的文化立场、评判标准。其次，当代新诗研究资料的搜集应当考虑文学研究历来滞后于文学创作的客观事实以及研究本身的连续性、非孤立性。新诗的时间短，众多诗人贯穿于现当代诗歌的历史，当代新诗史不同阶段对于新诗的认知与态度等等，都使其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需要面对整部新诗的历史。当代新诗研究资料在搜集、整理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至少表明：（一）当代新诗研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当代人写当代”的问题，实际上，它常常要涨破“当代”的界限，这种情况在其初始阶段尤为明显。（二）当代新诗研究是当代人以动态的、开放的视野考察新诗及其与古今中外诗歌文化资源对话、交流的研究实践，是一个不断历史化的过程。（三）当代新诗与当代新诗研究之间存在着对象上的重叠与差异，会在实践时呈现出严格与宽泛界定之间的不同。
与“当代”比较，“新诗研究资料”也是一个需要确定的范畴。按照最初的设定，“20世纪中国诗歌史研究资料选辑·当代卷”即本文所言的“当代新诗研究资料搜集与整理”主要包括代表性的研究论文选辑、研究著作书目、研究论文索引三个主要部分，时限从1949至2000年年底，规模约60万字，具体搜集时还有“论文的编选原则”、“论文的入选标准”、“研究著作目录”、“研究论文索引”[1]多项说明。三部分主要内容的设定决定“当代新诗研究资料搜集与整理”基本被限定于新诗研究论文、新诗研究专著的范围之内，接下来似乎只要找到这些论文的出处、发表时间以及研究专著的出版时间、出版社等就大致可以了。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当代新诗的研究论文（包括选辑的全文和论文目录索引）的出处，不仅包括各种学术类期刊（具体包括文学研究类、社会科学类以及大学学报），还包括各种报纸、各种文学期刊以及文化期刊上刊载的相关评述性的文字。这显然是一项规模浩大，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的工程。如果说各式期刊的搜集、查阅、整理本就因其种类多、数量大以及地域性、存在时间长短等因素而难以实现“全”与“广”的目标理想，那么，对比主要以月份（如月刊、双月刊、季刊等）为出版周期的学术类期刊、文学期刊，报纸刊载的文章搜集更因其出版周期短、形式多样而难上加难。刊载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汇报》等“大报”上的研究性文字自然需要搜集且容易搜集，但对于各省、市的“日报”、“晚报”（主要是副刊）上刊载的相关文字应进行怎样的搜集、整理呢？这不仅要牵涉到搜集者的信息渠道、收集能力，还必然会涉及到搜集、整理工作所持的标准以及搜集对象自身的级别等一系列问题。
除期刊、报纸等堪称当代新诗研究资料的重要载体在搜集过程中具有难度之外，由诗人及当事人撰写的回忆性文字，围绕诗人进行的访谈以及著作意义上的传记、评传、年谱，诗人及诗歌现象、流派、社团的研究资料汇编等是否应当作为研究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呢？结合马良春《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一文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七类分法”，即——
第一类：专题性研究史料。包括作家作品研究资料，文学史上某种文学现象的研究资料等。
第二类：工具性史料。包括书刊编目、年谱（年表）、文学大事记、索引、笔名录、辞典、手册等。
第三类：叙事性史料。包括各种调查报告、访问记、回忆录等。
第四类：作品史料。包括作家作品编选（全集、文集、选集）、佚文的搜集、书刊（包括不同版本）的影印和复制等。
第五类：传记性史料。包括作家传记、日记、书信等。
第六类：文献史料。包括实物的搜集、各类纪念活动的录音、录像等。
第七类：考辨性史料。考辨工作渗透在上述各类史料之中，在各种史料工作的基础上可以产生考辨性史料著述。[2]
回忆性文字、访谈等作为“叙事性史料”是否可以成为研究资料，主要应当依据此类文字对于当代新诗研究产生的意义和价值。当然，在更多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绝大部分排除在研究资料的范畴之外。著作意义上的诗人传记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需要适当的“放宽”，而“评传”、“年谱”、“大事记”、“辞典”等则要置于研究资料的范畴之内，至于诗人及诗歌现象、流派、社团的研究资料汇编等作为“工具性史料”应当和专题性的研究著述、考辨类文章及著述一样，成为当代新诗的重要研究资料。
值得补充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新诗在发表、传播途径上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民刊、诗歌网站、诗人与诗评家的博客等竞相浮世，使包括新诗研究资料在内的当代新诗在传播媒介上增添了很多空间与渠道。许多堪称新诗研究资料的文字会经历从民刊到正式期刊发表的过程，而各大诗歌网站、网络博客也经常刊载、转载新诗研究的文章。诗歌发表媒介的增加与空间的拓展自然有利于诗歌的传播，但从搜集、整理的角度上也增添了一些实际问题。以诗人欧阳江河写于1993年2月的著名诗歌理论文章《’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为例，此文曾发表于《今天》1993年9月3期，又曾发表于民刊《南方诗志》夏季号，国内正式发表于1994年10月《花城》5期。该文后来又有《’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19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以及众多引述过程中的《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等版本。应当说，在引文内容正确的前提下，使用哪种标题、选择或民刊或正式刊物进行注释都不算错，但从研究资料搜集、整理的角度，《花城》1994年5期的出处无疑是符合“发表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报刊上的论文”的标准而成为搜录的“唯一条目”。这个例子说明民刊在强调正式出版的标准下是无法计算的，同样的情况显然也适用于网络，至于两者的“叠加”不仅说明民刊、网络盛行的年代新诗研究资料搜集、整理标准的重要性，还涉及到具体版本使用、学术规范等一系列问题。
二、搜集、整理的途径及其难度
随着新诗研究者数量不断增多，当代新诗研究资料逐渐呈现出与日俱增、星罗棋布的态势。当代新诗研究资料客观上不断增长的态势使其搜集、整理工作既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同时又需要讲求相应的方式、方法。在网络化时代，任何一类研究资料的大面积搜集与整理都适当采取纸质印刷品和网络数据资源并重的原则，理当成为一种经验加以推广。以当代新诗研究资料的论文类为例，有代表性的论文出处及其全文由于其影响力和以往的资料搜集工作，往往很容易找到，即使要查其原始出处和第一次发表的全貌也会因目标的确定而不那么困难。但除此之外的为数众多的研究论文由于关注度不高，常常是即使只限到目录索引的层次也需要一番发掘。在具体搜集、整理中，《全国报刊索引》（哲学社会科学版）、《人大复印资料》以及“中国知网”（www.cnki.net）等，作为辅助性工具曾起到巨大的作用。其中，由上海图书馆按期出版的《全国报刊索引》因收录了大量的期刊而成为重要的参考工具，而其录入期刊种类、文章数量的逐年提升也充分反映了当代新诗研究的整体态势。如以2000年《全国报刊索引》的情况为例，其收录报刊已达1483种，比1981年的报纸63种、期刊678种多出整整一倍。其“文学”类别下的“各体文学理论和创作方法”、“文学评论、文学欣赏”以及“中国文学”之“当代文学”下的“各体文学评论和研究”均按期收有大量关于当代新诗的论文目录，检索起来较为方便。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中国知网”按照“主题”、“篇名”和“刊名”的“关键词”进行搜索，只不过后者一方面处于不断收录、增长的过程中，一方面则是常常存有某一期刊年度数据库不完整的现象（如《绿风》诗刊的现有情况）。
如果严格依据全面、完整、准确的标准，那么，无论是《全国报刊索引》还是“中国知网”都不能代替原始期刊的搜集、整理。事实上，对于80、90年代以来发表大量诗歌论文的期刊如《诗神》、《诗林》、《中国诗人》、《当代诗歌》、《诗人》、《扬子江诗刊》等，《全国报刊索引》和“中国知网”都没有收录。这一客观现实就搜集工作而言，可从“始终存有未尽的研究资料”、“需要关注与当代新诗研究直接相关的专题性期刊”、“亟待发现当代新诗研究资料开掘途径”三方面加以理解与引申。结合现有的实际可知：著名新诗史料研究专家刘福春近年来出版的《新诗纪事》（学苑出版社，2004）、《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1966—1976）》（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中国新诗编年史（上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等可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赵敏俐主编的《中国诗歌研究动态·新诗卷》（学苑出版社出版）每辑以“论文索引与摘要”为栏目对新世纪以来年度新诗研究论文索引工作的开展；“诗集与诗学论著叙录”（著者为刘福春）栏目对新世纪以来年度新诗与新诗研究著作的“叙录”等，则对当代新诗研究资料进行了有针对性、有计划的清理。除上述参考依据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的《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2009年陆续出版，知识产权出版社，共计81册）中，关于新诗人、相关社团的资料汇编部分，一些注释较全的诗人全集、文集、传记、年谱、活动大事记等，都会对当代新诗研究资料的著作、论文搜集产生积极的作用甚至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些材料与原始期刊、第一手资料相互配合、相互印证，其实正说明了当代新诗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是一场近似于学术研究的前期准备过程与“研究的综述”，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同样可以使用“互见”、“互证”的方式、方法灵活处理。当代新诗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可以适度借鉴史料学、文献学的若干方法，并成为其实践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
对于新诗史资料整理过程的经验，刘福春曾颇有感触地指出——
本纪事尽量采用第一手资料以保证纪事的可靠性。所用资料多为笔者查阅原始报刊、书籍所得，但有些原始资料因一时无法见到也参考利用了一些已出版的新诗史料成果，其中以台湾方面为多……
严格地讲，本纪事还是一部未完作品，其中的遗漏仍很多。最遗憾的，一是诗刊缺失太多或所见不完整，二是报纸副刊发掘得不够，三是台湾、香港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利用得很少。[3]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诗史资料搜集与整理的难度不在于对待历史的态度，而在于面向历史时，我们能掌握多少、发现多少，能够在前人已有的工作基础上汲取多少。在当代新诗研究资料的著作与论文搜集中，笔者也深刻感受到了港澳台、华文诗歌研究资料在占有上的匮乏。“当代新诗研究资料搜集与整理”在论文编选、目录索引以及研究著作目录收录过程中面临同样的遗憾绝非偶然：港澳台、华文诗歌研究资料首先是一个历史问题，而后才是交流、实践的问题，早已超出当代新诗自身的界限，因而，将港澳台、华文诗歌研究资料作为独立的课题开展，并依托与之关系密切的研究机构，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实践策略。
三、文献的“核定”及其应对策略
尽管，按照笼统的说法，当代新诗研究资料的搜集工作可以被称之为史料的整理，但是，从确切的意义上说，这项工作却只能作为文献或至多是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人们在使用史料、文献概念时，常常有不加严格区分的混用一直是文学研究实践过程中的“通弊”[4]。事实上，史料与文献是两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概念，每一个学科在具体建构及展开的过程中都需要解决自身的史料与文献的问题。现当代文学学科由于自身的历史沉积、时代因素，很难像古典文学那样去理解文献与史料，但在具体对象分析上厘定史料与文献或许并不那么困难：当代新诗研究资料本身是文献，其具体的搜集、整理及编辑、出版、使用，也都在文献搜集、使用的范畴中进行。只有像刘福春近年来出版的《新诗纪事》、《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1966—1976）》、《中国新诗编年史（上下）》，才可以纳入到史料的范畴，至于当代新诗创作及至整个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则应当属于文学作品之列，且只有当其可以证诸特定的历史时才可以作为文字性质的史料在特定的范围内使用。
之所以区分史料、文献的概念，主要是想准确定位当代新诗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是怎样一项工作。尽管，就现当代文学学科本身而言，谈及史料、文献常常会让人感到有些底气不足，但工作的性质仍需一个基本的定位，何况在现代社会历史阶段探究史料、文献还隐含着概念自身的演变趋势。文献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手段、运用一定的意义表达和记录体系记录在一定载体的有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知识”；“所谓文献，文，是文本记载，献，就是口头相传的。文献的基本要素是：1.有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知识；2.一定的载体；3.一定的方法和手段；4.一定的意义表达和记录体系。人们通常所理解文献是指图书、期刊、典章所记录知识的总和。文献是记录、积累、传播和继承知识的最有效手段，是人类社会活动中获取情报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来源，也是交流传播情报的最基本手段。”[5]这些都反映了概念的时代性特征。既然是文献，就存在着需要勘误、校注的问题，而文献的核定恰恰说明了校勘与考证的必要性。
在具体实践中，我们发现当代新诗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在按照排序的基础上，还需做如下几点“核定”的工作：首先，是版本问题。这一现象主要存在于当代新诗研究著作中并分多个层次（因单篇论文一般都会收入文集或汇编集，故此将其置于一个话题范畴下讨论）。以艾青的诗论集《诗论》为例，该书曾于1941年9月在三户出版社出版，后于1952年1月在天下出版社出版，名为《新诗论》，又于1980年8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名为《诗论》，此版本此后曾多次印刷并在80年代以后的新诗研究特别是艾青研究中被多次引用。在80年版本的“前言”中，艾青曾说明——
这次重版，抽去几篇无足轻重的或者说多少显得有些蔫巴了的；增加了几篇近两年写的。
保留的部分，匆匆重阅一次，作了少许文字上的修改。
《诗的散文美》一文，最后的版本原已抽去，现在经一些朋友建议，又补充进去了。……
这本书最初的章节——《诗论》、《诗人论》写于抗日战争初期……[6]
艾青的说明至少说明《诗论》是一本拥有多个版本的诗论集：其每个版本之间不仅有文字上的修改现象，更有篇章收录的不同，而对于不同版本内容的引用极有可能呈现“当时”的文化语境以及诗人不同时期的心态。与此同时，对于《艾青全集》、《艾青专集》以及多种有关艾青研究资料汇编等文献的相关内容再收入，究竟采取何种版本同样也会影响后来研究者著述的正确性与准确度。出版于1952、1980年的两种《诗论》版本，显然都要收入当代新诗研究资料的著作类选目之中，此现象属于相对于现代的当代再版问题。对比艾青的《诗论》，朱光潜的《诗论》在当代出版后还包含一个第二版的问题。朱光潜的《诗论》在1947年出版后，曾于1984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后于1998年出版第二版。熟悉版本的研究者都知道，第二版在注释和参考的过程中是需要单独注出来的，这种情况同样也适用于“增订版”、“修订版”等。关于当代新诗研究的著作类，除以上两种情况外，还包括现代新诗理论著述的当代影印版，从版本研究的角度上说，由于影印版和原版文字出入不大，故此可以在等同原作的前提下注明，但其在当代的影印版毕竟在历史价值上与原著有很大差别，故此，它应当成为当代新诗研究著作类选目之一以备查找，并在具体使用时需要注明。
其次，是文献的编校问题。文献的编校主要包括校对、辨析、筛选等工作，由于它可以版本考证相互重叠，故此可以主要集中在论文方面。当代新诗研究论文由于时代、技术等原因，很容易查证到出处，但完全依靠资料汇编、电子版、扫描图片依然避免不了人为的误差，故此，仍需谨慎使用且注意其原始出处和文章前后的修改现象。对于修改之后的再发表一定要强调前后的差别，这是因为修改会涉及到时代性、作者的思想性以及对于文章艺术性（如再润色）追求的主客观原因。此外，对于收录的论文还存在一个普遍校对的过程，这是因为文章本身也会因排版印刷、编辑的疏忽等出现语句上的问题。再者就是作者的署名，当代诗人、研究者在撰写诗学论文时常常使用笔名或其他方式，比如署名“丁云”的《我们的骄傲——给诗人》一文首刊于1951年2月《长江文艺》第4卷第1期，其实“丁云”就是著名诗人郭小川。如果只是引文注释，我们当然要注作者为“丁云”，但按照《郭小川全集》的收入注成“郭小川：《我们的骄傲——给诗人》，首刊于《长江文艺》第4卷第1期（1951年2月），署名丁云”，也没有问题，只不过两者的区别却包含了作者署名、文献查证甚至其他关乎主客观的原因。在搜集当代新诗研究资料过程中，还会遇到一篇文章数发的现象，对这样文章的收录特别是使用是应当注意的，因为其间不仅有首发问题、刊物级别问题，还需有文风、学风等主客观因素的考量。
从需要搜集但又无法穷尽的角度上说，当代新诗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期待一种眼光；从任何一次搜集都为了研究的更好展开，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基础性工作。“眼光”与“基础性工作”并存，证明了资料搜集、整理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表明这项工作绝非是想象中那么简单、机械。当代新诗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是当代新诗史、当代新诗批评史写作的基石，可以在总体反映当代新诗研究面貌的同时逐步实现当代新诗的经典化，它应当讲求自己的方法，并追求自己的实效。
注释：
[1]《20世纪中国诗歌史研究资料选辑·编选要求及立项说明》，具体见吴思敬先生2012年11月29日致笔者电子邮件附件。该课题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诗歌通史”的配套课题，前者已于2012年6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笔者曾参与“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15万字的写作。
[2]马良春：《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1期。
[3]刘福春：《新诗纪事》“说明”，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1—2页。
[4]刘增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前言》，中西书局，2012年版，4—5页。
[5]相对于众多专著的定义、辞典的定义，“文献”以及“史料”的概念在网络上更新的最快，且更全面、细致。上述关于“文献”定义主要参考“百度百科”的文献“词语释义”。
[6]艾青：《诗论·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